上官婉兒故事：連璧香蘭深宮怨——上官婉兒生平考

上官婉兒，與班昭，卓文君，蔡文姬并列中國古代“四大才女”，是中唐時期的一代“巾幗宰相”。她究竟是蘭質蕙心的名門才女，還是如野史小說演義描述一般，是一個德不稱才，狐媚罔上的妖姬，由于正史記載的稀缺與空白，上官婉兒的形象一直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搖擺著。

“月下洞庭初，思君萬里余，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屏虛”在梁羽生所著小說《女帝奇英傳》中，少女時代的上官婉兒一出場，念得就是這首《彩書怨》，據說婉兒創作此詩時年方稚齡，何以如此“為賦新詞強說愁”，也許唯一的解釋就是她飄零坎坷的身世，使得她過早地接觸了生命中那種離別與破碎帶來的獨特美感與哀愁。

婉兒的祖父上官儀，貞觀年間進士，高宗時供職門下省，頗受賞識，后官至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龍朔二年(662)加銀青光祿大夫，西臺御史。可謂春風得意，顯赫一時。上官儀能詩善文，詩多應制，詞綺麗婉媚，當時文人紛紛仿效，史稱“上官體”。他歸納六朝以來的對仗方法，提出“六對”、“八對”之說，成為詩歌律化的先驅人物之一

婉兒的母親鄭氏懷孕時，曾夢見一個金甲天神贈與一桿大秤，解夢者云，此兆當得貴子，可持此秤量天下，然而這個新生命的降生并沒有給上官家帶來應有的福氣與榮寵：上官儀忠于李唐王室，卻因此得罪于武則天，未能善終，唐高宗麟德元年，一場飛來橫禍終于降臨，高宗李治對于武氏逐漸膨脹的權力欲和專橫的本性終于產生了不滿，曾密令上官儀草擬了一道廢后的密旨，然而高宗行事不密，被武氏提早得知，當面質問，怯懦的李治居然將一切責任退給了上官儀，上官儀與婉兒的父親上官庭芝遂被押上了刑場，全家籍沒，入宮為奴。

一瞬間，上官婉兒的生活從錦衣玉食的官宦千金，變成了卑賤的宮奴，然而其母鄭氏是個性格堅強的女性，并未在遭受打擊后，放任沉淪下去，根據野史記載，鄭氏利用在宮中值夜灑掃之機，從大內御書房悄悄袖出歷代詩作文集，為婉兒開蒙誦讀之用，這不但是詩書世家所堅持的傳統，更是期望女兒有朝一日能夠藉此飛黃騰達，

一個出身奴婢的宮女，按照制度來說，有兩種升遷途徑：第一、做女官；第二、做妃嬪，終于，機會降臨了，鳳儀二年（公元677年），武則天在無意之中獨到了那首《彩書怨》，深為其娟秀的文采所折服，當即決定親自陛見這位年僅14歲的才女，傳說武氏為了考驗上官婉兒是否真的文采縱橫，出口成章，要求她當下賦詩一首，須用《彩書怨》之韻腳，婉兒略一思索，即口占一詩“密葉因栽吐，新花逐剪舒”，武氏大喜，遂當即下令免除婉兒的宮婢身份，讓其留在身邊掌管起草內廷詔命，

歷代史家譴責說，婉兒德不稱才，由此得見，居然為了一己之榮，忘記了乃祖乃父的血海深仇，然而我們今天不難揣摩當日一個14歲少女的微妙心理，殘酷復雜封閉的宮廷生活已經使她滄桑而早熟，只有生存下去，并努力接近權力的魔杖，才是唯一最高的生存智慧，如果不趁此時翻開自己生命中全新的一章，那么等待自己的，依舊是無邊的黑暗。

恰逢此時，婉兒邂逅了她生命中第一段感情，章懷太子李賢是高宗的第六子，也是武則天的次子，他英明果毅，身為太子侍讀，才貌雙全的上官婉兒，近水樓臺先得月，一段情愫由此展開，然而高宗朝后期，武氏與李唐王室的權力斗爭已經逐步展開，先是武則天寵臣明崇儼被殺，懷疑對象直指東宮，李賢倖免一死，被遠放四川巴州，身為內史，上官婉兒被迫在內外逼煎之間，親手起草放逐自己愛人的詔書，可以想見，夜深人靜之際，這位才女的心中一定充滿了痛苦和無奈，公元684年，武則天差左金吾將軍丘神績至瓜州，責令李賢自盡，

公元683年12月，高宗李治駕崩，武則天三子李顯繼位，是為唐中宗，不久后即被武氏廢為廬陵王，其弟四子李旦繼位，為睿宗，性格淡泊，明哲保身的李旦三番四次請求武氏以太后身份臨朝稱制，公元689年正月初一，武則天終于以圣神皇帝的身份登基，改元永昌，改國號為周，這一年武氏66歲，婉兒26歲，后者正式開始了她“巾幗丞相”的生涯，

根據野史記載，婉兒額頭上有一處別致的紅梅妝，是為了掩蓋施加在她美麗容貌上的一處傷痕，傳說這傷痕是由于一次武則天撞見婉兒與其男寵張昌宗調笑，被武氏一怒所傷，另一說，是某次唐高宗與朝臣議論政事時，聰慧好奇的婉兒忍不住偷聽，結果被高宗處以面上的刺字“黥刑”為了掩蓋這處白玉微瑕，婉兒就發明了這獨特的妝容。

中宗神龍元年(705)，婉兒42歲。正月二十日，武則天病重,宰臣張柬之等擁太子李顯復位，殺武后寵臣張昌宗、張易之等。李顯即皇帝位于通天宮,徙武后于上陽宮,改元神龍。二月,復國號唐，官名、臺閣、寺宇、行軍旗幟、服色等并依永淳(682)前故事立妃韋氏為皇后,預聞朝政。封婉兒為昭容,依舊掌制命，愈加信任，更封其母鄭氏為沛國夫人

神龍政變之后，上官婉兒獨掌翰林院，就是皇帝的高級顧問，由于李顯忠厚優柔，韋后野心勃勃卻缺乏政治經驗與權謀，導致婉兒備受倚仗，“深謀密詔，皆從中出”。中宗時，上官昭容獨當書詔之任。由于公事繁重，上官婉兒也開府辦公。唐朝公主都不能開府，太平公主開府已經是非常的特例了。婉兒也可開府，勢力之盛可見一斑。

當時唐代宮中，女官的最高品級是正五品。這個級別上官婉兒33歲的時候已經做到了。怎么辦？要想提拔婉兒就只剩下另外一條途徑了：晉位為妃嬪。于是，上官婉兒在神龍政變之后，開始了她名義上的婚姻，先拜三品的婕妤，再拜二品的昭容。上官婉兒可以在宮外辦公一事，引發了相當一部分官員的不滿。酸棗尉袁楚客上書宰相魏元忠，說天子有九大過失應當由宰相規勸，其中“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 說的便是太平公主開府以及上官婉兒這個先朝的宮女竟然可以自己居住在宮外，可以自由地接見男性官僚士大夫之事。

此時的上官婉兒，除了感情生活不如意，其余方面真算是身處極榮，在其當時的詩文中，便能反應出一種巾幗不讓須眉，胸懷天下的豪氣與情懷：“三冬季月景龍年，萬乘觀風出灞川，遙看電躍龍為馬，回矚霜原玉作田。”

然而，中宗一朝，政治斗爭紛亂不堪，唐中宗李顯先是和韋皇后通力合作，然后又一起拉攏武三思，組成了李、武、韋三家政治聯盟，以對抗朝廷其他士大夫以及武則天之女太平公主等其他政治勢力。

景龍元年（707年）七月，太子李重俊發動政變，沖入武家將武三思、武崇訓殺死，轉而入宮搜尋上官婉兒。面對這一變故，唐中宗夫婦張皇失措，幸虧上官婉兒應對得當，申明太子如果將她殺死，接下來的目標就是韋皇后。唐中宗夫婦才如夢初醒。婉兒又立刻帶唐中宗夫婦到玄武門部署軍隊，才算化險為夷。

景龍三年(709年)三月，中宗昭告天下，決定到長安城的南郊舉行祭祀天地的大典，韋后居然充當亞獻，種種行為，簡直就是當年武則天的翻版，而其女安樂公主也求中宗封自己為“皇太女”試圖充當帝位繼承人，又求中宗將皇家園林“昆明池”封給自己。

不僅如此，根據史書記載，韋后，其妹鄴國夫人，安樂公主，以及女官尚宮柴氏、賀婁氏等人還公開賣官鬻爵，哪怕是市井販夫走卒，屠戶商賈，只要孝敬得當，照樣可以封官，據說上官婉兒也曾牽涉其中，這種官員被稱為“斜封官”, 官職的任命狀是斜封的，要從側門交付中書省辦理，而且它上面所書“敕”字是用墨筆，這與中書省黃紙朱筆正封的敕命不一樣，根據新唐書記載，光是景龍年間以此獲得仕進者就多達二百人。

這時，婉兒終于迎來了她生命中最后一段感情，風流倜儻的才子，中書令崔湜，其兄弟崔液、崔滌，及堂兄崔涖，都能賦詩撰文，故眾人經常在婉兒的私宅中置酒高會，吟詩作對，然而崔湜本人私德不正，經常利用職權貪污受賄，濫選外官，神龍年間，宰相張柬之與右羽林將軍敬暉信任崔湜，除去張氏兄弟后，派遣時任考功員外郎的崔湜到武三思處搜集謀逆證據。崔湜得到武三思信賴后，卻實相授受，出賣張、敬，投靠武三思和韋后集團，而日后韋后，上官婉兒政治勢力滅亡后，他又獻媚于太平公主，并將妻女獻于太子，所以時人譏諷其為“托庸才于主第，進艷婦于春宮”。 可以肯定的是，他對婉兒的現實需求多于情感的沖動，而婉兒對崔氏則更多的是對其才氣的賞識和多年寂寞宮苑生活后，渴求一份慰藉的本能。

公元710年（景龍四年）五月底，急躁，貪權的韋后見到朝臣四處參劾自己弄權亂政，恐懼中宗怪罪于己，居然與女兒安樂公主，伙同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在點心湯餅中下毒，毒死了曾與自己在流放地患難與共，對自己溺愛放縱的丈夫，并發五萬府兵駐屯京城，各路統領均為韋姓族人，六月初，韋后矯詔，命溫王李重茂為太子，皇后臨朝聽政，相王李旦輔政，

韋后明白，矯詔一事，務必要四平八穩，必須找一個長期參與內廷詔書擬定且對中宗了解深厚的人物，于是這一項棘手的工作，就落到了上官婉兒的頭上，聰慧的婉兒明白，經過武周朝的腥風血雨，李唐王室絕對不會允許出現第二個武則天，況且韋后的政治智慧與實力，以及個人魅力遠遜于武后，于是她私下與太平公主商議后，草擬了一道既不忤逆韋后，又向李唐宗室表忠心的遺詔：重點內容一共三條。第一條：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第二條：韋皇后知政事；第三條：相王李旦參謀政事。

然而，狂妄的韋后哪里有這樣的眼光與氣度，不幾日，韋黨首領，丞相宗楚客等人也會意上表，要求罷免李旦參政之權，韋后遂獨攬大權，這一舉動也將自己的頭顱放進了斷頭臺的刀刃下，唐隆元年六月二十日，相王之子李隆基聯合太平公主發動了政變，韋皇后，安樂公主人頭落地，接下來，就輪到了上官婉兒。據說李隆基屬下劉幽求領兵包圍婉兒府邸時，婉兒氣度雍然，手持已經草擬好的擁立李隆基的詔書開門迎接，一番利害相關的說辭，說的劉幽求飛馬返還，向李隆基為其求情，然而為其所不許。其中的種種隱情，至今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后，是李隆基單純對于韋后集團的敵視與仇恨蔓延到了婉兒身上，還是根據野史所云，李隆基因戀慕婉兒，卻因與武三思有私而生妒意，無人知曉。

睿宗景云二年(711),婉兒逝后一年。七月,追復上官婉兒為昭容,謚惠文，開元初年，剛剛繼位的李隆基就特令將婉兒詩文收集成冊，編成文集二十卷，并請張說為之作序，序中稱贊婉兒“明淑挺生，才華絕代”，只不過這種遲來的贊許與承認，除了留給后世文人騷客們無限的稱頌與惆悵，對她本人的身世悲劇，毫無作用，盡管她已經通過這種方式，實現了不朽，一如陸游的名句：“零落成泥碾作塵 只有香如故”

關于婉兒的死，《資治通鑒》只有簡略記載：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劉）幽求為之言，隆基不許，斬于旗下。短短的敘述之中，我們就看出了疑點，一是面對李隆基以誅韋名義帶兵入宮，婉兒不但沒有藏匿躲避，反而以支持者的姿態主動相迎，似乎不認為自己會受到政變波及。二是所謂「制草」，從上下文脈絡可知即婉兒主筆的中宗遺詔，婉兒持此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同時也不無邀功的企圖。三是劉幽求（655-715）的態度值得玩味。幽求是李隆基的親信、策動誅韋政變的主謀，對于政變目標與對象理應十分清楚。史傳似乎將他的求情歸因于一紙草制，這說不通，更可能的解釋是：在劉幽求的認知中，婉兒并不是政變要誅除的對象，即使有罪也罪不致死。由此看來，誅殺婉兒極可能不在政變計劃之內；婉兒死于政變的關鍵，實在于李隆基。

李隆基發動政變的目的不只是為了鏟除韋后。

政變，發生于六月庚子（20）日，當晚，萬騎左營統帥葛福順謂羽林軍：今夕當共誅諸韋，……立相王以安天下；劉幽求也對李隆基說：“眾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顯然眾人原本計劃政變當晚就讓相王即帝位，但政變發生后隆基卻未依約實行。政變次日由殤帝重茂（695-714）大赦天下，以劉幽求為中書舍人，李隆基受封平王，兼知內外閑廐、押左右廂萬騎，對于相王的安排，沒有一個字；直到政變第五天，相王才即位，這數日之間，政權實際上由李隆基掌控

所以說，從政變發生到睿宗即位前，有幾件事值得留意，首先是史無前例，對韋氏以及武氏勢力的大屠殺：「將兵誅諸韋于杜曲，襁褓兒無免者」「武氏宗屬緣坐誅死及配流，殆將盡矣」。又于政變第三天立刻下令「停公主府」，不惜冒著引起太平公主不滿的風險，急于廢除這項從制度上認可女性參政的革新

李隆基這樣做的原因，或許是要吸取神龍元年（705）政變未能鏟除諸武、杜絕女性與政的前車之鑒；睿宗未在第一時間即位，應是隆基刻意推遲，為了將政變主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遂行一并鏟除韋、武與打壓女性參政的主張。反觀睿宗，于即位第三日便恢復太平公主開府，顯示睿宗與隆基對于如何處置武、韋與女性參政的立場，極可能并不一致。

婉兒之死，除了因她曾為武氏一黨，也由于她身為女性卻掌握權力、左右朝政，故不為李隆基所容。旁證之一，就是蕭至忠，崔湜等在中宗朝依附韋皇后，武三思集團的男性政客，在睿宗繼位后，也沒有得到殘酷的清算，依舊得到起復任用。反觀上官婉兒，在中宗暴殂的關鍵時刻，與太平公主合謀撰寫遺詔，令相王參政，不僅無過，反而有功，應該得到封賞，但卻死于非命，這里面的矛盾，不可謂不明顯。

有趣的是，政變后以殤帝李重茂名義頒布的制書，羅列一干罪臣名諱與罪狀，不見婉兒名列其中；其他官方史料中，也未見朝廷對婉兒定下罪名，婉兒之死在當時可謂不明不白，兩《唐書》、《唐會要》與《資治通鑒》等史書皆暗示婉兒之死與附會武三思相關，或可視為玄宗朝修訂實錄，以及后世史家對隆基何以誅殺婉兒的解釋。但回歸當時，初唐到中唐女性積極參政的政治氛圍，以及睿宗對前朝舊臣的優容態度，這種反武立場的觀點未必是當時的主流意見。或許，更接近真實的情境是，李隆基既與太平公主聯合發動政變，卻趁兵興之際斬殺草詔有功、反韋立場相同的婉兒，可能令其他官員感到錯愕；即使是隆基的親信劉幽求都認為婉兒不該殺，更遑論其他李隆基集團的官僚了。

另外，死于誅韋政變諸人中，惟有婉兒獲得睿宗追復名位，資治通鑒的記載為：景云二年（711）〕秋，七月，癸巳，追復上官昭容，謚曰惠文。

睿宗為何下令恢復婉兒名位并追贈謚號，史書多只字未提，僅《唐會要》提到“以其有功，故此追贈”；依上下文脈絡，所謂有功就是指她參與草擬中宗遺詔，幫助相王獲得輔政地位這一點。但是這樣的解釋仍嫌簡略：婉兒死于隆基之手，隆基已被立為太子，恢復婉兒名譽可能打擊太子李隆基的聲望；且平反的時間距離婉兒之死已超過二年，重提舊事，很可能是因為朝中出現了新的政治波動。

雖然史書缺載來龍去脈，但張說撰寫的〈上官昭容集序〉透露出了一絲信息：太平公主奏請睿宗編纂婉兒文集，說明太平公主，是推動為婉兒昭雪的幕后推手。所以為上官婉兒平反，從側面反映了睿宗朝太平公主與李隆基的政治斗爭。

張說，是李隆基的鑒定支持者，但通篇序言下來，對婉兒毫無譏刺貶損，更大力贊揚婉兒輔佐帝王、隆興文教之功。張說另外執筆的銘文，贊美婉兒”外圖邦政，內諗天子，憂在進賢，思求多士”；感嘆“忠孝心感，天焉報之”，又將婉兒之死，比喻為秦穆公殺“三良”，將婉兒視為賢良之臣，其死令人同情。所以說，太平公主促請睿宗平反婉兒，既是回報自己過去的政治伙伴，更可藉此一連串的動作打擊李隆基的聲望。如果婉兒被蓋棺論定為才華過人、有功于國家社稷的女官，那么李隆基斬殺婉兒，也就如同濫殺忠良，所以說，景云二年（711）平反婉兒的一連串舉動，應是太平公主凸顯李隆基「失德」的重要環節。

當然，李隆基（玄宗）繼位后， 又下令收婉兒詩筆，編為文集二十卷，由張說（667-730）作序，這也可以看做是他繼位后，為了擺脫睿宗朝太平公主集團對自己的諸多指控的“洗白”，證明玄宗試圖把“作為女性亂政”的上官婉兒與“作為文學名士”的上官婉兒割裂開來，證明自己不僅具有掃除女性干政的政治魄力，同時又是重視文學與文化的有德之君，政治風云詭譎的背后，是一代才女對自己無法掌握命運，身不由己的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