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兒的生平：仇鹿鳴 ｜ 碑傳與史傳：上官婉兒的生平與形象

原標題：仇鹿鳴 | 碑傳與史傳：上官婉兒的生平與形象

仇鹿鳴

自宋以降，金石學漸成大觀，至清代已發展成為傳統考據學中的重要門類，誠如趙明誠所論：“余每得前代名臣碑板以校史傳，其官閥、歲月少有同者，以此知石刻為可寶也”，[①]于是，取新出之金石文物與傳世典籍相比勘，訂正訛誤，早已內化為歷代學人自覺遵循取法的學術范式。盡管現代考古學是一門從西方舶來的學問，但傳統金石學依然深刻地影響著當代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取向。[②]傳統金石學對于出土碑刻的重視，蓋源于“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這一信念，[③]即相信出土碑志由于切近歷史事件發生的現場，具有第一手的史料價值，足以糾訂后世史家因偏見或無知所可能造成的種種謬誤，強調借助于出土文獻與傳統文獻之間的互相印證，發掘歷史的真相。但現代史家可能更傾向于認為，任何歷史文本的形成都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碑傳與史傳雖然形成的時間有先后，但對于兩者間記載的差異未必定能做出非此即彼的裁判。如果我們努力回復到歷史文本形成的情境中去，或能關注到不同書寫背后的復雜動因，從而發現歷史人物形象塑造中的“層累”特征。

新近出土的上官婉兒墓志，[④]由于傳主身份與經歷的傳奇性，引起了遠超學界層面的矚目。但在最初的轟動平復之后，我們或可以這位傳奇女性的生平為例，分梳碑傳與史傳不同記載的源流，揭示在當時與后世，因種種政治與社會原因，上官婉兒的形象如何被不斷地構建、涂抹與重塑。

一、文本

一般讀者對于上官婉兒生平的了解，主要依賴于新舊《唐書》中寥寥數百字的傳記，盡管隨著墓志的出土，我們對于上官婉兒的生平較之以往有了更豐富的認識，但總體而言，關于其人，留存的史料總量仍相當有限。但所幸的是，在有限的傳世文獻中，我們尚能辨其源流，檢出兩則重要的原初記錄。

惠文，贈昭容上官氏。景云二年七月追謚。初，昭容嘗引其弟王昱為拾遺，昱謂其母鄭氏曰：“主上在房州，則武氏得志矣。今有天命，以能興天之所興，不可貳也。而武三思有異志，天下知之，必不能成。昭容為上所信，而附會三思，誠破家之征，愿姨思之�！编嵰詾槿唬�言于上官，上官笑曰：“昱之謬言，勿復信之�！奔叭�思被誅，李多祚索韋氏及上官。上官始懼，以昱言有征，遂乃歸心王室。及草中宗遺制，引相王輔政。及難作，以草本呈劉幽求，幽求言于玄宗。玄宗不許，命殺之。以其有功，故此追贈。開元初，玄宗收其舊文勒成集，令中書令張說親為其序。[⑤]

此則出于《唐會要·謚法》，其于“景云二年七月追謚”句下敘述上官婉兒生平的一段文字，可以相信抄撮自上官婉兒的實錄本傳。所謂實錄本傳是編年體的實錄“于大臣名人書卒之下，具其事跡，略如列傳”，[⑥]成為稍后編纂國史列傳的基礎，目前我們尚能從韓愈《順宗實錄》中所存張薦、張萬福、陸贄、陽城、王叔文諸人的實錄小傳中，見其大概形式。[⑦]

蘇冕《會要》取材于實錄、國史、詔令、奏議等官方文獻，不取小說，故前引上官婉兒一則若非出自國史列傳，便出自實錄本傳。學界一般認為，《舊唐書》肅宗以前的部分，大體本自韋述《唐書》，并無大的更動，但比之于《舊唐書·上官昭容傳》便可發現，本傳中未載此事。究其原因，大約與睿宗、玄宗兩朝對于上官婉兒的不同評價有關，前引上官婉兒歸心王室一節，無疑是景云初以禮安葬上官婉兒的主要依據，故需在實錄本傳中特為表出，但開元之后，唐廷對上官婉兒的評價再次發生逆轉，[⑧]故韋述在將實錄改寫成紀傳體國史時，一反以實錄本傳為藍本的成例，做了大幅度的改寫，刪落此事。[⑨]因而《唐會要》中此條，大約是目前所見關于上官婉兒生平最原始的官方記錄，推測出自《太上皇實錄》，[⑩]而《舊唐書·上官昭容傳》所呈現的則是玄宗時代上官婉兒的形象。

另一則材料出自武平一所撰的《景龍文館記》：

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鄭氏夢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稱量天下。生彌月，鄭弄之曰：“爾非秤量天下？”孩啞應之曰：“是�！瘪咧杏黾业�，入掖庭。年十四，聰達敏識，才華無比。天后聞而試之，援筆立成，皆如宿構。自通天后，逮景龍前，恒掌宸翰。其軍國謨猷，殺生大柄，多其所決。至若幽求英雋，郁興詞藻，國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學之臣。二十年間，野無遺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頗外通朋黨，輕弄權勢，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難，被誅。[?]

武平一以文辭、書法見稱于時，傳見《新唐書》。[?]父武載德系武后從侄，[?]天授元年（689）受封潁川郡王。武平一雖貴為武周宗室，但在武后時代卻一直隱居嵩山，自遠于政治中樞。中宗復位后，招入長安，成為景龍年間貴戚群臣宴飲游樂群體中活躍的一員，但政治立場較為超然，中宗嘗詢其合輯太平、安樂朋黨之計。故玄宗即位后，雖亦遭貶謫，幸尚全余生，并嘗為文館舊友宋之問編纂文集，至開元末方卒。[?]《景龍文館記》未見載于《舊唐書·經籍志》，或可推測其成書于開元九年（721）之后，[?]是書詳細描述了中宗景龍年間宮廷中巡幸宴游、賦詩唱和的情形，并旁及與文館學士有關的政治活動，“頗記中宗君臣宴褻無度以及暴崩”等宮闈內幕。[?]由于武平一是中宗時代宮廷生活的局內人，加之本人黨派成見不深，且著是書時，距唐隆、先天政變已有歷年，與時事違礙較少，故所述提供了官方記載之外，較為公允客觀且頗具歷史現場感的私家記事，具有第一手的史料價值。原書分十卷，前七卷系編年紀事，后三卷為學士傳記，前引《太平廣記》一條當出學士傳部分，南宋初已有闕佚，宋以后漸不傳。所幸諸書保存佚文甚多，賈晉華曾有輯本，大體存原書的次第面貌。[?]

以上兩則史料，加上景龍三年（709）十一月《起復上官氏為婕妤制》、景云元年（710）八月張說所撰的《昭容上官氏碑銘》、《上官昭容集序》及新近發現的上官婉兒墓志，構成了討論上官婉兒生平最原始的一批史料。若進一步將其與新舊《唐書·上官昭容傳》相比讀，則可考知本傳之史源及去取情況，《舊唐書》中“稱量天下”一節，《上官昭容集序》、《景龍文館記》皆載，蓋是上官婉兒權傾朝野時風行的傳說，并于后世流布甚廣，中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亦記此事，《太平廣記》、《南部新書》、《唐語林》皆輾轉引錄，是上官婉兒最廣為人所知的軼事。而“盛引詞學之臣”一節，《上官昭容集序》、《景龍文館記》亦皆存類似文字。至于以“事增于前，文省于舊”而見稱的《新唐書》列傳中所增事跡，多取小說，此點前輩學者已有系統揭示，但未嘗具體論及上官婉兒本傳的史源。[?]現大體可以推定其中“歸心王室”一節蓋取自實錄本傳，稍晚司馬光修撰《通鑒》時亦取資于此�！杜f唐書》中“自圣歷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參決”一句，被改寫為“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并于前補入“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若素構”一事，蓋據《景龍文館記》增改。另可留意的是，即使兩《唐書》中皆有的“稱量天下”一事，《新唐書》的文字與《景龍文館記》更接近，而非直接本自《舊唐書》。至于起復為婕妤事，當據《起復上官氏為婕妤制》等傳世詔敕原文補入，只是北宋學者所見史料中對上官婉兒起復后的身份及活動的記載已有舛訛，故《新唐書》云其起復婕妤后不久，便復為昭容，今可據墓志訂正。[?]

現存關于上官婉兒生平的記載，除《起復上官氏為婕妤制》為詔敕原文外，其余大約可分為四個層次，《唐會要》、《昭容上官氏碑銘》、《上官昭容集序》及上官婉兒墓志是上官婉兒被殺之后不久，太平公主權勢猶存時形成的，對其仍多有褒美；《舊唐書·上官昭容傳》是在實錄本傳的基礎上，做較多刪改后形成的，體現了玄宗時代對于上官婉兒官方評價的轉變；《景龍文館記》則是景龍政治親歷者的私家著述；《新唐書·上官昭容傳》、《通鑒》則雜糅宋初所見各種公私文獻而成，[?]但部分敘事可能受到中晚唐各種小說的影響，對上官婉兒武后時期的政治影響有所夸大，距史實稍遠，如《新唐書》本傳將《舊唐書》中“百司表奏，多令參決”改寫為“然群臣奏議及天下事皆與之”便是一例。至于唐代各種筆記小說中所記上官婉兒的軼事，除了張鷟《朝野僉載》中“逆韋詩什并上官昭容所制”一條為當時人所記之外，[21]其余皆較晚出，更多反映的是中晚唐文士對上官婉兒及武后時期宮闈政治的想象，可靠性不高。

二、家世與生平

新近發現的上官婉兒墓志，全文近千字，由于崔日用所撰《昭容上官氏碑敘》已不傳于世，此文是目前所見關于上官婉兒生平內容最詳盡的文字，頗有溢出傳世文獻所見者。但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墓志、神道碑及《上官昭容集序》是上官婉兒被殺之后，最初形成的一批史料，但并不意味著其具有天然的可靠性，志文中對上官婉兒生平的描述無疑是景云初年特定政治背景中的產物。關于墓志的內容，前揭李明、耿慶剛兩位先生的論文雖已做了初步研究，但仍有不少剩義可供發覆。以下筆者便以墓志為中心，結合傳世文獻，對上官婉兒的生平及家世做進一步的考釋。

首先論及家族源流，關于上官氏的世系，《元和姓纂》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皆有記錄，其中以《姓纂》所記較詳�！缎兆搿吩粕瞎偈嫌刑焖�、京兆、東郡三望，其中京兆、東郡二望皆源出天水，并將上官儀一支系于東郡望下：

【東郡】 上官先元孫迴，后周定襄太守。孫弘，隋比部郎中、江都總監，因居揚州；生儀，西臺侍中、平章事，二子庭芝、庭璋。庭芝，周王府屬，生怡容。[22]

但上官婉兒墓志自云隴西上邽人，而其父上官庭芝追贈天水郡公，所取者為天水舊望；新舊《唐書·上官儀傳》則稱之為陜州陜人，蓋取其著籍地，[23]兩者皆未署東郡郡望，這在注重門第的中古時代并不常見。可資比較的是《姓纂》上官氏京兆望下有隋西平太守上官政，《文館詞林》存其神道碑文，便署京兆郡望。[24]據《姓纂》所述，蜀太尉上官勝二子上官茂、上官先，分別徙居京兆、東郡，成為兩望之祖，假如這一記載有一定史實依據的話，那么上官勝家族在西晉末年的動亂中，選擇了一條與一般流民避難方向完全相反的遷徙線路，即從較為安定的蜀地前往戰亂頻發的關中與河南。[25]上官一姓在整個十六國北朝時期皆默默無聞，[26]至周隋間方稍有人物。其中，《姓纂》所記上官先玄孫上官迴為后周定襄太守，是上官儀一支最早較可靠的記載，[27]據此推測，其家族很可能在北魏末年的動亂中，自河南流入關中。因而上官儀一支不稱東郡郡望，而改用天水舊望，或與宇文泰推行關中本位政策，改關中郡望的舉措有關。[28]另一方面，由于上官氏在南北朝無聞于世，所謂東郡郡望影響有限，亦增加了其稱述郡望時的隨意性。

上官迴之孫上官弘，上官婉兒墓志中敘其歷官甚詳：“隨藤王府記室參軍、襄州總管府屬、華州長史、會稽郡贊持、尚書比部郎中，與榖城公吐萬緒平江南，授通議大夫”，多有兩《唐書·上官儀傳》及《姓纂》所闕載者，但偏未提及上官弘之終官江都宮副監及為陳稜所殺事，其間或有隱情。檢其歷官，不難注意到上官弘雖出身關中，但自隨吐萬緒參與平陳之役后，便與江南關系密切。會稽郡贊持之命，蓋與江南平定后的善后之政有關，隋煬帝時更為“江都宮副監，因家于江都”，[29]熟諳南方情勢。也正緣于此，上官弘才能為深喜南方風物的煬帝所賞識，出任地位近密的江都宮副監之職，但其為何在大業末為陳稜所殺，史文則語焉不詳。陳稜出身廬江豪族，是大業中深受煬帝信用的南方將領，故為隋室忠臣，煬帝被弒后為其縞素發喪，《隋書》將之與麥鐵杖、來護兒等死王事者置于同傳。[30]故陳稜殺上官弘之舉，似乎暗示了身為宮廷近臣的上官弘有參與弒殺煬帝的嫌疑，但上官弘與宇文化及等欲擁眾北歸者不同，其雖亦出關隴，但早已長居南方，煬帝死后亦未隨宇文化及等北返，恐未必預其事。但作為宮廷近臣，上官弘并未能死節，或其在政變中首鼠兩端，茍全性命，不能戮力王室，因而招致陳稜的追究，大約是更近情理的一種推測，故志文對這段經歷略而不書。

另可一提的是上官弘之子上官儀兒時與之同居江南，以綺錯婉媚、格律工整而著稱的上官體，所承續的便是齊梁宮體詩歌的靡麗風格，這與上官儀年輕時居于江南的經歷密不可分。而上官氏之所以能從周隋時的關中小姓至初唐一躍而成為受人矚目的文學新貴，上官弘居于江南的經歷對其家族的文化轉向至為關鍵，墓志云其“學備五車，文窮三變”，雖系套語，但仍依稀可窺見其家族風貌的變化。

作為高宗時代的文壇領袖，上官儀在政治上的崛起與其曾為李治王府舊屬的身份不無關系，[31]仕途的成功亦推動了家族社會地位的提升，其子上官庭芝娶于鄭氏，便是唐初關隴新貴熱衷與山東舊族聯姻風氣下的產物。[32]鄭氏為太常少卿鄭休遠之姐，[33]鄭休遠題名見于郎官石柱祠部員外郎下，勞格、趙鉞引《會稽掇英總集》、《嘉泰吳興志》略考其生平，其中《嘉泰吳興志》引《統紀》云其：“景云元年太常少卿授，遷滑州刺史”，[34]若此，則鄭休遠的仕途并未受到上官婉兒被殺的影響�！缎绿茣�·宰相世系表》南祖鄭氏房下，鄭為范之孫輩皆以休字排行，名為休祥、休業、休光，[35]另神龍元年（705）的安令節墓志，署為“進士將仕郎滎陽鄭休文撰”，[36]不知鄭休遠是否出于此支，俟考。

上官婉兒因祖父上官儀被殺，而籍沒入宮，時尚在襁褓中。墓志對其在高宗、武周時代的活動著墨無幾，僅記其“年十三為才人”，按其生年推算，當在上元儀鳳之際，此時高宗因風疹日重，已不堪政事，權力漸被武后侵奪，[37]才人之命或出武后的旨意。志文此句下云：“該通備于龍蛇，應卒逾于星火”，贊其博識而有捷才，與一般嬪妃墓志用典迥異，則上官婉兒在宮中承擔當是女官的職任，[38]才人之銜僅表官階，否則上官婉兒便是高宗、中宗父子兩代皇帝之嬪妃，有亂人倫，唐人雖“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實并未開放到如此程度。即使如武后者，高宗在立其為皇后的詔書中仍用“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曲為掩飾，[39]而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曌檄》中更將武后“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作為一大罪狀昭告天下。

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上官婉兒進入政治核心的時間相對較晚，盡管《新唐書》本傳據《景龍文館記》將“圣歷后”改為“通天后”，但兩者相去僅兩年，出入不大。因而，當上官婉兒有機會執掌詔敕時，已至武后晚年，而其本人也已年過三十，并不能算是早達。而圣歷元年（698）三月，武后將李顯從房州召回長安，八月，長期覬覦皇嗣之位的武承嗣去世，九月，正式下詔立李顯為太子，此時武后已默認李唐將在其身后復辟的事實。因此在政治格局已基本底定的情況下，上官婉兒也無多少翻云覆雨的空間，過去我們可能夸大了上官婉兒在武后宮廷中的影響。

但仍需指出的是，武周肇建之后，隨著皇權性別身份的改變，宮廷之內確實出現了以女性掌詔敕、預機密的現實需求，新近發現的司馬慎微墓志透露了重要的信息。[40]司馬慎微本人宦途不達，一生沉淪下僚，僅仕至梓州通泉縣尉，卒于調露二年（680），享歲四十八，一生平淡無奇。但其妻李氏卻在守寡九年之后，迎來了特別的人生機緣，“載初年，皇太后臨朝求諸女史，敕穎川郡王載德詣門辟召侍奉。宸極一十五年，墨敕制詞，多夫人所作”，載初元年武后正做著稱帝前的最后準備，九月便改元天授，正式革唐建周，故此時“求諸女史”無疑是在為女皇登基所帶來的宮廷決策方式的改變預作準備，而據墓志武周革命前后不少重要的詔敕當出自于這位無名李氏的手筆。過去我們更多地將上官婉兒在政壇上的崛起歸因為文學上的天縱之才，但現在我們可以更清楚地意識到是皇權性別轉換的現實為才女政治提供了“制度通道”。而武周時期，內文學館規模的急劇擴張便是這一制度通道拓展的具體表現：

初，內文學館隸中書省，以儒學者一人為學士，掌教宮人。武后如意元年，改曰習藝館，又改曰萬林內教坊， 尋復舊。有內教博士十八人，經學五人，史、子、集綴文三人，楷書二人，莊老、太一、篆書、律令、吟詠、飛白書、算、碁 各一人。開元末，館廢，以內教博士以下隸內侍省，中官為之。[41]

在女主政治的特殊情境中，決策中心不自覺地轉向宮內，導致大量日常文書行政工作改由女官群體承擔，從而導致了對教育、訓練女官需求的快速增長。如果說在革命之初不得不借助求諸女史這一的途徑訪于宮外以應急需，那么兩年之后的如意元年（692），便已著手完善宮廷內部的教育體系。以此推論，兼及考慮到草詔工作的繁巨性，我們目前所知的上官婉兒、李氏或不過是其中一二，可能有更多的女性在武后的宮廷中扮演過類似或稍次要的角色。

李氏于長安二年（702）六月卒于宮內，后得返葬故鄉，“衣衾棺槨，敕令所司供造”，若將其與上官婉兒的經歷相比較，不難注意到李氏在宮中掌詔敕的時間，大致與上官婉兒可前后銜接。盡管志文中特別提及在李氏入宮前便已“曹大家之詞賦，譽重寰中”，但很難想象，在當時信息的傳播條件下，一位女性的文名如何能上達天聽，[42]亦不知載初元年遴選女史具體的標準、范圍及規模。盡管司馬慎微與李氏兩人皆家世平平，但家族中卻不乏才女的傳統，其女適河東柳氏，“學綜古今，才逾蔡、謝”，并在司馬慎微去世之后，捃父遺文，勒為五卷。事實上，由于唐代士人常因仕宦所需，離家遠游，奔走各地，[43]女性往往在子女教養、知識傳授等方面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成為維系士族文化優勢保持不墜的重要紐帶，甚至上官婉兒本人的文學才能，很可能更多地也是來自于母親鄭氏的培養。[44]

上官婉兒在中宗一朝的經歷是墓志敘事的核心部分，志文有意塑造了其忠于中宗，反對韋后的政治形象，其中尤以以下這段敘上官婉兒以死勸諫中宗除去韋后的記載，因與傳世文獻中所見上官婉兒的形象大相徑庭，讀來頗令人聳動。[45]

以韋氏侮弄國權，搖動皇極。賊臣遞構，欲立愛女為儲；愛女潛謀，欲以賊臣為黨。昭容泣血極諫，扣心竭誠，乞降綸言，將除蔓草。先帝自存寬厚，為掩瑕疵，昭容覺事不行，計無所出。上之，請擿伏而理，言且莫從；中之，請辭位而退，制未之許；次之，請落發而出，卒為挫衂；下之，請飲鴆而死，幾至顛墜。先帝惜其才用，慜以堅貞，廣求入腠之醫，纔救懸絲之命，屢移朏魄，始就痊平。表請退為婕妤，再三方許。

此事的真相雖難以確考，但若循此線索，重新檢討中宗時代政治的復雜性，則能有不少新的發現。圣歷元年，中宗一家以療疾為名，被召還長安，進而獲立為皇太子，放棄為皇嗣十余年并無過錯的李旦，[46]改立中宗為儲無疑是武后晚年政治的一大關節。而自嗣圣元年（684）開始，被流放出京長達十四年的中宗，此時雖然重新回到了政治舞臺的中心，但與太平公主、李旦等不同，長期的放逐生涯使其在長安的官僚群中缺乏必要的人脈與政治奧援。重返長安之后，在武后的卵翼下，恐亦不敢與朝臣交通，以免重蹈故轍，招致猜忌，故直至神龍政變，被擁立為帝時，中宗本人幾無政治資源可憑依，所能信賴者唯有曾在房州共患難的韋后與安樂公主，故登基之后，放縱妻女，重用外戚，亦在意料之中。而上官婉兒雖是武周時代的宮闈舊人，但游離于核心圈外，其家世與中宗又頗具淵源，其父上官庭芝本周王府屬，因而成為中宗韋后與太平諸武新舊勢力雙方皆可接受的人物。故在中宗登基之后，進位昭容，“專掌制命，深被信任”，成為中宗宮廷中的核心人物。其祖、父并獲平反、改葬、優贈，母封沛國夫人，權傾一時。

如果說李氏、上官婉兒這些宮內女性所掌的草詔之任與唐中后期的翰林學士的職任頗有幾分相近之處的話，[47]那么與翰林學士一樣，其對政治決策的參與，并不像宰相那樣有明確的制度保障，更多地取決于其與皇帝本人的關系。[48]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同樣是草詔，面對猜忌多疑、對于權力有著強烈控制欲的武后，上官婉兒所扮演的僅僅是詞臣的角色，而在中宗時卻能權傾朝野。特別是中宗縱容宮內妃主置第于外，自由出入宮掖，因此上官婉兒得以方便地與外朝官僚交通，內外勾連，崔湜便是借其出居外宅之機，請托而致高位。[49]因此中宗時，上官婉兒的權勢并不局限在宮掖之內，而宮內妃主政治勢力向外朝的滲透與擴張也成為中宗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對此，嗣虢王李邕墓志中的一段描述提供了當時人的觀察：“于時，公主等出入無度，夫人輩詭伏多途。工言之狀萬端，離間之詞千變”。[50]

韋后、安樂公主作為中宗朝崛起的政治新貴，起初尚能和太平公主、李旦等武周舊人維持表面上的和睦，但隨著韋后、安樂公主權勢的擴張，雙方的矛盾逐漸激化，立安樂公主為皇太女的動議大約是雙方關系破裂的關鍵。[51]神龍三年（707），太子李重俊政變的起因便與皇太女之議的刺激有關，隨著李重俊的兵敗被殺，皇嗣之位空懸，皇太女之議反倒有了真正實現的可能。襄邑尉席豫聞之，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其為諫官，借此表達對立皇太女動議的不滿。而安樂公主則以窮治李重俊黨為名，欲將太平公主、李旦羅致其中，[52]雙方的關系終告破裂。

從目前所見史料來看，神龍年間，上官婉兒與韋后之間的關系相當密切，故傳世文獻中皆將神龍元年韋后仿武后故事，上表請改制度以收時望之事歸因于上官婉兒在幕后謀劃，而李重俊政變時，亦索及上官婉兒，但在神龍之后，兩者之間的關系已日漸疏遠。[53]前引《景龍文館記》中提供了一條關鍵性的史料：“自通天后，逮景龍前，恒掌宸翰”，若此，則上官婉兒在景龍后便已不掌詔敕，從權力中心隱退，雖與通說有異，但恰好能與《唐會要》云其受神龍三年李重俊政變的刺激，歸心王室，暗中布置政治退路的記載互相發明。

明晰了這一背景，便可對志文中上官婉兒以死勸諫中宗除去韋后的這一驚人記事的可靠性作進一步的檢討。墓志雖一般形成于死者身后不久，常被史家視為第一手的史料，但這一文體本身便有所局限，出于對志主褒善諱惡的需要，敘述生平時往往便有所取舍，特別是上官婉兒墓志撰于景云之初，對其生平的凸現與隱沒，都與唐隆政變之后的政治形勢息息相關，自然不是一種客觀中立的歷史文本。[54]而從墓志敘事的一般規律而言，則往往呈現出“事實而情虛”的特征，即墓志所記事件的基本事實并不會向壁虛構，因為若某一事件對于志主的形象完全不利，墓志大可以隱而不書，[55]但至于如何來表述、呈現這一事件的前后因果，則需仰賴于志文撰者的生花妙筆。若將此揆之于上官婉兒墓志，則可知志文所載上書、自殺、退為婕妤這些基本事實恐難捏造。[56]其中，退為婕妤之事，在傳世文獻中亦有記載，《唐大詔令集》錄有《起復上官氏為婕妤制》，云其因母鄭氏去世而守制，“頃罹創巨，爰命權奪”，[57]所述原因雖與墓志迥異，但上官婉兒在景龍間淡出政治中心一事則進一步得到坐實。[58]關于鄭氏去世的時間，《寶刻叢編》京兆咸陽縣下著錄有《唐沛國節義夫人鄭氏塔碑》，云岑羲所撰，魏紹書，景龍三年立，[59]而據《景龍文館記》所記，在景龍三年正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十二日這長達近一年的時間內，上官婉兒都沒有出現在頻繁舉行的宮廷游宴及唱和活動中，而在此之前及之后，上官婉兒都是其中的常客，則鄭氏去世的時間當在景龍三年正月之后。另據《起復上官氏為婕妤制》，上官婉兒起復為婕妤的時間是景龍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這一變化立刻在《景龍文館記》的記事中得到了反映，其在十二月十二日便出現在隨扈中宗幸新豐溫泉宮的隊伍中，并獻詩三首。[60]上官婉兒在中宗景龍年間的隱退與起復，其背后的真正原因，由于所存兩種記載形成時皆有特定的背景，墓志無疑要著重呈現上官婉兒與韋后之間的矛盾沖突，而起復詔書頒下時，韋后尚掌權柄，亦不可能直陳其事，目前尚難定讞。但仍有一些蛛絲馬跡可供推測，其一，上官婉兒起復為婕妤，而非昭容原官，較之于先前中宗對其的信用，[61]其中的原因，值得推敲。其二，上官婉兒起復的時機頗為微妙，景龍三年十一月，朝廷中的政治斗爭已趨白熱化，《通鑒》便于其月下記“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62]而至次年六月中宗便遭毒殺，考慮到墓志中所見太平公主與上官婉兒的密切關系，上官婉兒此時的起復、但又僅以婕妤的身份起復，其背后或有多股政治勢力角力其中。

另可關注的是中宗在景龍政治中的角色，傳統史家對中宗的印象多停留在放縱妻女、昏聵無能的“和事天子”層面，這無疑是一個臉譜化的形象，[63]如新舊《唐書》、《通鑒》皆將韋后毒殺中宗的起因系于景龍四年（710）五月丁卯，宗楚客杖殺燕欽融，“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64]而至六月壬午便行鴆殺，兩事相距不到二十日，而在此前后完全沒有述及中宗與韋后矛盾產生、激化的過程，似乎是韋后輕率而魯莽地毒殺了一位昏庸、輕信而易于控制的皇帝，從而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這恐距歷史的真相較遠。[65]若墓志中所記上官婉兒上言除去韋后的記載有一定事實依據的話，加之中宗在景龍三年末起復上官婉兒之舉，并在起復后仍用上官婉兒掌詔敕，中宗遺詔便出自上官婉兒、太平公主之手，至少可以證明中宗較早便有意對韋后的權勢有所限制，并試圖在宮廷中扮演一個政治平衡者的角色，與僅僅是受韋后操控顢頇傀儡的傳統形象頗有不同。

上官婉兒死于唐隆政變之中，李隆基明知其暗中傾向睿宗，仍故意誅之，蓋與其欲借機盡誅武韋勢力，徹底破壞并重建武則天以來的宮廷權力結構的目的有關。[66]但大約由于玄宗的諱飾及顧忌太平公主的態度，在政變次日頒布大赦詔書所列舉的逆臣名單中并未提及上官婉兒，[67]并于景云元年八月將其禮葬。但從志文的書寫及葬事的安排中，仍可看出太平公主與李隆基之間互相角力的痕跡。如前所述，志文中雖凸顯上官婉兒忠于中宗、反對韋后的一面，但并未敘及其草遺詔引相王輔政之事，故上官婉兒雖是前朝忠臣，但無功于新帝，對其評價仍有所保留，進而限制了葬禮的規格。墓志通篇稱其為婕妤，文中雖已記禮葬贈官，但未言贈何官，僅于志蓋上篆題為“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銘”，可知上官婉兒昭容贈官下達得較遲，故已不及在志文中體現，僅書于蓋。墓志長七十三厘米，寬七十五厘米，這是初唐三品官員墓志常見的規格，[68]則其最初大約還是按婕妤三品的身份來安排葬事的。志文雖云“圣慈軫悼，爰造制命，禮葬贈官”，朝廷雖然名義上給予了詔葬的待遇，但與之配套的鹵簿、監臨、賻贈、手力諸事一無所載，[69]而僅記“太平公主哀傷，賻贈絹五百匹，遣使吊祭，詞旨綢繆”，足可窺見朝廷與太平公主在禮葬上官婉兒一事態度上的冷熱不均。

三、形象

中國盡管有著漫長的歷史書寫傳統，但能夠進入史傳的女性不外乎嬪妃與列女這兩類人物，更糟糕的是，這少數的傳記也大都充斥著格式化的套語，讓讀者索然無味，而上官婉兒作為其中絕少的異數，生平軼事在其生前身后，自不乏文士史家的評騭議論甚至穿鑿演繹，至今猶然。而這些真偽羼雜的傳聞軼事，構成了后世所見上官婉兒形象中重要的一面，事實上，這種對上官婉兒形象的塑造，在其生前便已有端倪。

若抉出“權勢”與“才女”兩詞來涵括上官婉兒的形象，想來異議不多，而塑造其才女形象最著名的兩則軼聞，其實在其生前便廣為傳布。一則便是前引《景龍文館記》中“秤量天下”，張說《上官昭容集序》中亦有類似文字，可知此說大約最初出自參與宮廷宴游的文館學士之手，盡管武平一、張說等皆是景龍文壇的局內人，但并非上官婉兒早年宮廷的生活聞見者，所云恐系耳食，鄭氏之夢及上官婉兒少時便有捷才之說，不免有以上官婉兒當時在文壇上的地位，回溯并傳奇化其早年經歷的嫌疑。事實上，上官婉兒領袖文壇的地位恐更多地與其政治地位有關，“常勸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作為掌握當朝文士黜陟權柄的關鍵人物，上官婉兒“才女”與“權勢”這兩個形象自始便是交織在一起的，“秤量天下”傳說本身可能便是修文館學士們為博取上官婉兒之歡心而刻意制作宣揚的。而這一傳說，至中晚唐稍有變形，《劉賓客嘉話錄》云：“儀子有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鄭氏冀其男也”，[70]所更動者有二，一是將“秤量天下”，改為“秤量天下文士”，淡化了上官婉兒秉持國權的一面，強化了其文壇宗主的形象。[71]其二則是將上官婉兒襁褓中入宮，改為鄭氏入宮后遺腹所生，并云“冀其男也”，增強了上官婉兒發跡之后，以女性身份重振家聲的戲劇效果。這些更動大約頗符合中晚唐士大夫的趣味，[72]故此說反倒較《景龍文館記》的原本流布更廣，《北夢瑣言》、《唐語林》皆曾據之引錄。

第二則是著名的品第沈佺期、宋之問兩人詩作高下的故事，此則雖出自于較晚的《唐詩紀事》中，[73]但大約本自《景龍文館記》�！锻ㄨb》亦記：“每游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74]可知所述確為當時實情。沈、宋二人皆是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并于后世影響深遠。[75]而由上官婉兒來權衡兩人高下無疑是其“秤量天下文士”地位的生動寫照。但需指出的是，盡管表面上來看，在宮廷宴游的情景中，君臣之間唱和連句，其樂融融，使原來朝堂上森嚴的高下之別有所模糊，但事實上這一文學場合背后仍充斥著權力的影子，沈、宋二人不過是奔競于帝王門下的文學侍從之臣，而上官婉兒裁斷高下的權力直接來自于中宗“選一曲為新翻御制曲”之命，文學的權威淵源于政治權力。如前引司馬慎微墓志所透露出的信息，當時宮廷中未必沒有“曹大家之詞賦，譽重寰中”這樣的女性才人，放眼整個唐代更不乏知名于世的女詩人，但再無一人擁有上官婉兒“秤量天下”這樣兩重的政治與文學身份。事實上，在唐代文壇宗主與政治領袖的身份往往是合一的，無論是上官婉兒的祖父上官儀，還是稍后以燕、許大手筆而知名的張說、蘇颋，皆屬其例。[76]而作為修文館學士群體在政治上的重要庇護者與拔擢者，上官婉兒所居顯赫的政治地位在其生前便放大了才女的形象，[77]成為后世眾多傳說的起點。

趙雨樂曾經指出，唐前期由于多是女主當政，宮官、命婦利用性別上的便利，成為了溝通宮廷內外的重要渠道，也獲得了顯赫的權勢，而唐后期宦官權勢的崛起，與玄宗上臺之后刻意防制后宮有關，唐前后期政治的一大變化，在于皇帝的政治側近群體由宮官變為了宦官。[78]其指出宮官與宦官在皇帝政治側近群體中互相取代的關系，頗具啟發，而唐末朱溫盡誅宦官后，唐廷不得不以趙國夫人、晉國夫人、河東夫人等內夫人來傳宣詔命，[79]亦可趙氏之說增添新的注腳。但若我們延伸歷史的視野，則不難注意到，初唐女性在宮內政治中的活躍與北朝以來的政治、制度傳統有著不絕于縷的聯系。

后置女職，以典內事。內司視尚書令、仆。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80]

北魏所置這一套完備而自成階序的后宮女官體系，[81]較之隋唐以“六尚”為中心的女官制度，在規模、地位及復雜性上皆有過之，也與北朝制度較為“簡樸”的傳統印象不符。而在這一女官體系中除了宮內負責飲食起居生活所置各官之外，女侍中、女尚書、女史、書史、書女等官名的出現無疑是與宮廷處理日常行政文書的需求有關：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勃海人。學識有文才，高祖敕令入侍后宮。幽后表啟，悉其辭也。[82]

而宮廷內部行政事務繁巨或與北魏常以太后臨朝的政治傳統有關。[83]如靈太后臨朝，寵用元叉，而封元叉妻馮翊郡君，拜女侍中，[84]無疑取其溝通內外朝的便利，這與上官婉兒在中宗朝的扮演的政治角色頗有幾分相近之處。女侍中、女尚書等職在出土石刻中亦時有所見，如高肇之姐韓賄妻高氏，宣武帝時“授內侍中，用委宮掖。獻可諫否，節凝圖篆”，[85]蓋與高肇專權有關。《王僧男墓志》云其：“惠性敏悟，日誦千言，聽受訓詁，一聞持曉。官由行陟，超升女尚書”，[86]可知此類女官所需具備的素質。

這一制度對北齊亦有影響，如后主朝權傾一時的陸令萱，便以女侍中的身份控制內廷。[87]隋唐以降，這一套女官體系雖遭廢止，但初唐之人，去時不久，于其事并不陌生，故張說《上官昭容集序》云：“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明確地將上官婉兒在內宮中的身份比附為女尚書。[88]因而，上官婉兒雖先后擁有五品才人、二品昭容、三品婕妤這些不同等級的嬪妃名目，所行者卻是淵源于北朝宮廷傳統的后宮女官之任。[89]而上官婉兒之所以要假借嬪妃名號，而不直接出任尚宮這樣的女官，或緣于唐時尚宮僅五品，地位較低，而不像北魏女官之職可至一、二品之高位，故需暫假嬪妃位階以崇重其地位。但至中唐以后，士人對此傳統已較為隔膜，加之對武周以降女性政治的獵奇心理，故對上官婉兒時代的宮廷生活平添了幾分想象，如《北戶錄》記載：

天后每對宰臣，令昭容臥于床裙下，記所奏事。一日宰相李忘名對事，昭容竊窺，上覺，退朝怒甚，取甲刀札于面上，不許拔。昭容遽為《乞拔刀子》詩。后為花子以掩痕也。[90]

此則軼聞當是據《舊唐書·上官昭容傳》中“則天時，婉兒忤旨當誅，則天惜其才不殺，但黥其面而已”一句敷衍而成，[91]《北戶錄》的作者段公路系穆宗朝宰相段文昌之孫，其于“宰相李”下小字注曰“忘名”，暗示此則或聞之于朝中士大夫，而武后晚年確實曾有宰相李嶠、李迥秀等，[92]但文中關于宰臣奏對時令上官婉兒臥于床裙下記事情景的描繪，與實際制度相去甚遠，實屬不經，所反映的不過是后世好事者對于女主時代宮廷生活的艷情想象而已。

武周、中宗時期的政治，由于具有鮮明的女性特征，在國史上受到了特別的矚目，而涉及其中的許多重要的女性政治人物如韋后、上官婉兒、安樂公主等，雖聲名顯赫，但留存下來的記載卻相當有限，且或出于政敵之手，或為小說家所潤色，斑駁紛雜，故其在歷史上的形象一方面顯得平面化，另一方面又有層累形成的特征，并隨著后世評價的變化而不斷搖擺。[93]而借助上官婉兒墓志發現的契機，系統地分梳其生平各種記載的源流及可信度，呈現碑傳與史傳文本形成的不同情境，探討書寫差異背后的政治背景，或可豐富我們對中宗時代及上官婉兒本人生平復雜性的認識。

本文原刊《學術月刊》2014年第5期，后收入論文集《皇帝·單于·士人——中古中國與周邊世界》，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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