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是否存在：信上帝還是不信上帝：分析式和啟發式決策的解釋｜

　　全世界約有68%（46億）人口信仰宗教，中國信仰宗教的比例約有25%（3億）。那么為什么有些人信教，而有些人不信教？

　　不同流派的學者對于宗教問題看法不一，對于部分心理學家而言，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度，是否信教則是個決策問題。

　　但是，鮮有人會聯想到，決策領域的兩大對立理論模型（分析式系統和啟發式系統）都曾經試圖將自己的決策模型應用于分析和解釋我們為什么信仰上帝。

　　屬于分析式系統的期望價值理論產生于對“帕斯卡的賭注”的分析；啟發式系統的齊當別抉擇模型試圖解釋為什么“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風險決策的這兩類模型用決策科學的語言，將信不信宗教問題簡化為可證偽的選擇問題，用于分析和解釋我們為什么信仰上帝。

　　分析式決策：“帕斯卡的賭注”

　　心理學家關注風險決策問題幾十年，然而哲學家和經濟學家關注風險決策問題已經幾百年了。最為學術界所熱議的是法國思想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其著作《思想錄》中記載的“帕斯卡的賭注”，即：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但是我知道，如果他不存在，我作為無神論者沒有任何好處，但是如果他存在，作為無神論者我將有很大的壞處。所以，我寧愿相信上帝存在。帕斯卡對基督徒生活的分析論證在學術界被普遍認為是歷史上首例風險決策分析。

　　帕斯卡在此設問：在哲學爭論中難以證明上帝是否存在的情況下，人們過基督教徒的生活是否值得？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帕斯卡的賭注”歷史上第一次將“不確定性決策”的問題系統化、公式化地上升為理論——期望價值（expected value, EV）理論。該理論認為人們決策時需計算各個選項的期望價值（EV），從中選取價值最大的選項。即：

　　在上述公式中，?pi和xi分別代表隨機事件i發生的概率及產生的結果。

　　用表格形式（表1）表征“帕斯卡的賭注”：

　　由表可知，假設我們可以給不同狀態的結果賦予價值：賦予“得以解救”值最大，為100；而賦予“受詛咒”值最小，為-100；賦予“正常生活”值為0，賦予“輕微不便”值為-5。

　　根據表1所假定的賦值，在此假設“上帝存在”概率為0.5，可得“過基督教徒生活”選項的期望價值是：

　　EV=0.5 ×（得以解救的價值）+ 0.5×（輕微不便的價值）=0.5?×?100 + 0.5?×（-5）=47.5

　　過常人生活的期望價值是：EV=?0.5 ×（受詛咒的價值）+?0.5 ×（正常生活的價值）=0.5 ×（-100）+ 0.5 × 0=-50

　　顯然，“過基督教徒生活”選項的價值要大于“過常人生活”選項的價值。只要“上帝存在”的概率不是太小（在上述賦值的情況下，只要不要小于0.025），過基督教徒生活便是值得的。

　　“帕斯卡的賭注”用EV模型來計算信上帝/不信上帝的總價值：EV模型中高度抽象的“結果”代表獲益和損失，“概率”代表上帝存在與否的狀態。帕斯卡將虛幻的信教問題，簡單明了地描述為風險選擇的科學問題，對風險決策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成幾代風險理論發展。當代最有影響力的風險決策理論——預期理論（prospect theory, PT）的核心公式——

　　其算法便是源于“帕斯卡的賭注”。

　　啟發式決策：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

　　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司馬賀認為決策者受計算能力等限制，并非無限理性，而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近20年來一些研究者在此假設上進一步提出：基于生存需要，人們會利用更加簡潔、更加實用的策略進行決策。他們發現，啟發式（heuristic）策略對于決策結果的預測準確性達到甚至高于復雜的策略（如預期理論）。因此他們建立了占優啟發式模型（priority heuristic）、齊當別抉擇模型（equate-to-differentiate theory）等更為簡潔的決策理論。

　　有趣的是，在分析式決策研究了“帕斯卡的賭注”之后，啟發式決策不約而同探究了同一個決策問題——“信上帝還是不信上帝？”即，齊當別抉擇模型對耶穌所言“財主進天國是難的”分析和詮釋。

　　馬太福音19章（少年富人）說：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我該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穌對他說，你為什么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他說，什么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什么呢。耶穌說，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懮懮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齊當別抉擇模型作為一種啟發式決策模型，其核心觀點是在某種形式上辨察選項之間是否存在優勢性（dominance）關系。即：當處于甲選項在最好可能結果維度上優越于乙選項，而乙選項在最壞可能結果維度上優越于甲選項的情況下，人們必須在某一維度上將差別較小的兩個可能結果人為地“齊同”掉，利用“弱優勢”（weak dominance）原則在另一維度上將“辨別”差別較大的兩個可能結果作為最終抉擇的依據。由此分析，少年富人的問題是在信息匱乏的情況下進行的二擇一選擇，分別從正反兩方面看備擇結果。

　　受益（正面）備擇結果選項表述﹕

　　選項A（不跟從耶穌）：肯定保持人間的財富

　　選項B（跟從耶穌）：領取天國的財富或者一無所有

　　受損（負面）備擇結果選項表述﹕

　　選項C（跟從耶穌）：肯定失去人間的財富

　　選項D（不跟從耶穌）：失去天國的財富或者一無所失?

　　少年富人的選擇結果是，將結果視為偏愛保守受益時偏愛保守選擇A（肯定保持人間的財富）﹔將結果視為受損時偏愛冒險選擇D（失去天國的財富或者一無所失）。該結果與特維斯基和卡尼曼的“亞洲疾病問題”所顯示的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完全吻合——人們在受益框架下表現為風險規避；而在受損框架下表現為風險尋求。

圖1 少年富人問題：受益框架/受損框架

　　李紓為了檢驗齊當別抉擇模型是否能對上述問題進行解釋，曾以“$1（$1000）”替代“人間的財富”；以“一筆數量未知的錢財”替代“天國的財富/永生”，對受益和受損的兩種情景都做了模擬。僅以受益領域為例，其要求被試做的選擇任務與匹配任務如下所示：

　　選擇任務

　　（圈出你所偏愛的選擇對象）

　　方案A﹕肯定獲得$1（$1000）

　　方案B﹕一未知的機會獲得一筆數量未知的錢財或者一無所獲

　　匹配任務 （圈出差別最大的配對）

　　方案C﹕“肯定獲得$1（$1000）”對“一未知的機會獲得一筆數量未知的錢財”

　　方案D﹕“肯定獲得$1（$1000）”對“一未知的機會一無所獲”?

　　根據齊當別抉擇模型的假設，當確定選項為“肯定獲得$1”，如果人們認為C的差異大于D的差異，人們應該選B；當確定選項為“肯定獲得$1000”，如果人們認為D的差異大于C的差異，人們應該選A。

　　實驗結果支持了齊當別抉擇模型的假設（72%的被試選擇A，83%的被試選擇D）。為提升研究的生態效度，我們從假想錢財/真實現金的角度，借用具身認知的研究發現設計3個新實驗。

　　實驗1中要求不同被試假想身處不同的貧富條件，對模擬備擇選項進行選擇。

　　問題1：假設您家產萬貫/家徒四壁，如有以下兩個方案，您會選擇哪個，請在您偏好的方案上打勾：

　　選項A: 肯定保持現有財產

　　選項B: 一未知的機會得到一大筆數量未知的錢財或者一無所獲?

　　結果與圣經預測相同，在家徒四壁條件下69.0%被試選擇不確定（風險）選項（即圣經中跟從耶穌的選項），在家產萬貫條件下74.4%被試選擇確定選項（即圣經中不跟從耶穌的選項）。

　　實驗2中用真實的現金（彩票）來操縱貧富水平以及獲益量。被試在進行不相關實驗的結束階段選擇不確定選項A或確定選項B作為實驗報酬。被試的貧富水平由確定選項B來決定。

　　問題2：我們有下面兩個獎勵供您選擇，您可以挑選其中之一，請打勾表示：

　　選項A:概率未知，但獎金數額較大的獎券一張

　　選項B: 人民幣1元（5元/10元）?

　　實驗2結果同樣表明越富有的世人，越難放棄已擁有的財富去追逐不確定（風險）的選項（可能領受天國的財富）。

　　心理學有關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的研究發現，人們傾向于將物理位置的高低與價值判斷的好壞或道德判斷的高尚低劣相關聯。我們因此推測：位于高處（如天堂）的選項，其價值應被知覺得更大。如果將實驗2中的不確定選項（選項A）置于更高的物理位置，其AB選項間可能結果的差異應被知覺得更大，也就更容易導致人們選擇不確定選項（選項A）。

　　實驗3沿用實驗2所采用的AB兩選項（確定選項B為人民幣5元），被試在完成不相關實驗后選擇A或B作為實驗報酬。不同的是：兩選項由圖示方式展示（見圖2，按照實際大小的?比例縮小）。

　　問題3：以下兩個獎勵供您選擇，您可以挑選其中之一，請打勾表示：

圖2 不確定選項和確定選項在低組（上圖）和高組（下圖）中分布示意圖

　　實驗3結果表明，“不確定選項”放置的物理位置越高（越接近天國），選擇“不確定選項”（可能領受天國的財富）的人數越多。

　　這或許解釋了為什么從1311年林肯座堂的尖頂超過吉薩大金字塔的高度開始，到1884年華盛頓紀念碑建成，期間有一連串的基督教堂享有世界最高建筑的頭銜。

　　圣經對冒險行為的詮釋是：“事件發生概率”不是人們賭不確定事件意愿的函數，而“擁有的財富量”才是人們賭不確定事件意愿的函數。以上3個實驗說明，齊當別抉擇模型同樣把焦點集中于財富量上。然而該模型認為“財富量”對不確定決策的影響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即，少年富人不跟從耶穌的緣由并不是他生性“為富不仁”，而是太難將“肯定”與“零”結果等同視之。相比之下，?“齊同”任務于一個不名一文的窮小子則易如反掌。

　　與馬太福音這個少年富人的故事相輔，當代的富裕國家，如芬蘭、瑞典等，信教人群比例逐漸降低。究其原因，生活富裕無需依靠宗教排解生活危機，另外，若嚴格依耶穌所言，“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作為追隨耶穌的前提，生活富裕或成為通向天堂之路難以放棄的重荷。

　　分析式和啟發式決策似乎都可以用來說明信教還是不信教的選擇問題。到底哪種決策方式真正揭示了人們的心理過程？現在似乎沒有定論。學術界對這兩類模型的爭論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人們遵循的是啟發式的決策方式，特別是在現實的生活環境中。

　　對宗教的研究發現，人們很少可以真正反思到自己信仰宗教的理由；即使那些被反思到的理由也有可能并不是促使其信仰的真正理由。像帕斯卡這樣通過價值期望法則計算宗教信仰的價值在現實中或許并不適用。累積的行為和眼動研究證據也表明人們的風險決策并非是整合式（整合計算價值或效用）。

　　總結與展望

　　長期以來，宗教和科學一直被認為是存在不可逾越鴻溝的兩個領域。誠如“文革”后期的手抄本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寫于1976，正式發表于1981）中所呼吁：科學是真，但未必美、善；藝術是美，但未必真、善；宗教求善，為什么非真不可。而這種狀況正悄然發生著變化，已經有一小部分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和宗教學家通過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宗教。現在甚至出現了一門新的學科——神經宗教學（neurotheology），應用fMRI，EEG等技術手段研究大腦和宗教的關系。

　　應用齊當別抉擇模型研究宗教信仰僅是心理學家在此領域應用啟發式理論的初步嘗試，研究中僅涉及財富量的大小，對宗教所宣稱的“得以解救”、“永生的希望”等效用并未涉及；對宗教信仰帶來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等現世效用也未考慮在內。未來研究或需綜合考慮到這些效用的影響。我們近期的研究也開始從“值”（即，對潛在的維度賦效用值）的角度研究迷信行為，為難以通過市場定價或用金錢來衡量的事物（比如感情、信仰、價值觀等等）提供一種類似于“通用貨幣”的衡量工具。

　　用科學的方法進行宗教研究的歷史相對短暫。在未來研究中，需要更多的證據和更有效的方法（比如過程方法——fMRI等）來解決個體是否信教的問題：通過直覺式的方式(如齊當別抉擇模型)還是分析式的方式（如EV）。此問題的解決不僅有助于理解人們選擇信教與否的決策心理過程，也有助于解決行為決策的兩派理論之爭。

　　本文選自《自然辯證法通訊》2018年第40卷第10期